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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思话“蚁族”

 
 
 

日志

 
 
关于我

祖籍燕赵,生于北京。修学经、管、法、政及至博士后出站。下过基层,坐过机关,当过学生干部,现在大学任教。主编有《蚁族》,《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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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族、士阶层和知识分子  

2011-02-14 23:40: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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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蚁族”是大学毕业生的低收入群体,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聚居在大城市生活。如果按照社会阶层进行划分,蚁族应当属于哪个社会阶层?

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把“知识分子”解释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按照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知识分子”条目,知识分子是“由脑力劳动者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在我国具体操作中,长期以来是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划定为知识分子。可见,受过高等教育的“蚁族”群体可属于“知识分子”一类。

在中国古代,与“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阶层,可以说是中国“知识阶层”比较典型的早期形态。冯友兰曾说:“知识分子旧日称为士。在西周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中,士是贵族中的最低阶层。他们都受过一些教育,通晓‘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打仗的时侯,可以做下级军官;和平时候可以做卿大夫高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助手。”后来“士”的涵义逐渐演变,宋以后,“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

中国社会每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是依靠一批出身于“儒士”的知识分子阶层来巩固其统治权的。如果缺少这个条件,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风俗差异很大的国度里,是很难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儒士”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否得当,是重视、爱护并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抑或歧视、打击乃至摧残知识分子,是直接关系到王朝盛哀的重要原因之一。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有一支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队伍。特别是开国之主和中兴之君,都很重视选拔和培养为本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并制定相应的知识分子政策,以便较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蚁族”与知识分子阶层和中国古代“士”阶层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因此,考察中国历史上“士”和科举制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和高等教育的关系,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从而对“蚁族”群体形成更深入的认识。

 

士阶层与科举制

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几千年来,士掌控了社会绝大部分的政治、文化资源以及部分经济资源,所以士又被称为“四民”之首。

 “士”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因此,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中国以科举取士,渊源于隋唐,但早在隋唐之前,中国古代社会的选士制度,已经经历了先秦时期的世卿世禄制、两汉的察举制、魏普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等发展阶段.但以科举制历时最久,延续千余年,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国封建社会阶级结构中,社会流动模式是混合型的。这是一种适度型封闭(而不是极度封闭)的社会流动。它既限制垂直流动在任何阶级、阶层间自由发生,如贵族以血亲和特殊功勋形成世袭的特权等级,不轻易允许较低级阶层向贵族流动,贱民的上升流动也从法律上加以限制。同时.它又保证一定范围内的上升性流动,而科举制就是这种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渠道。今天,我们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科举选官制度时,不得不承认它相对于之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九品中正制度更具合理性。科举制度允许包括平民在内的士子“投牒自举”,进行统一的考试“以文取士”。何炳棣教授在《明清社会史论》对明清时期的进士、举人和贡生的登科名录进行统计分析后表明,宋、明、清三代“平民出身”进士比例为宋53%、明49.5%、清37.6%”,并得出结论:明清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在相当程度之内是以科举考试为主要渠道的,而科举产生的进士、举人等熟读儒家诗书的“士”又是统治阶级的储备力量。

可见,科举制度如同一条巨大的生产线,士子们就是其产品。在中国传统社会森严的等级制中,科举考试像一根血管一样,通过公开、合理的竞争,给所有出身寒门的读书人以通过科考而非钱财、出身、关系、背景改变自己命运的通道,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传统社会疏通了社会上层与下层的联系。隋唐以后的一千年至一九零五年,这个制度扮演了与学术思想、社会、行政体系、政治相关的许多角色。

科举选官制度为大批想实现身份转换的人提供了一种“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而晚清科举制度废止,则意味着这种希望的破灭。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不再以科举为“指挥棒”。正如梁启超所言,“使数白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急激。”当时,新式教育的开放性还不及科举制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大部分知识青年向上的社会流动受到阻塞。由于这些知识青年不属于任何一个身份团体和任何一个阶级,在正在变革的社会结构中没有固定的位置,于是,这种游离感使得大部分激进的知识青年最终投身到直接的政治运动中。他们由疏离走向反叛,以农村包围城市,由内地颠覆沿海,达到自下而上彻底改造中国的目的,顺带也将自身从社会边缘转运进中心地带。正是这种向上流动性期望生成,但最终又没办法通过正常渠道实现的、刻骨铭心的体验,造就了源源不断的革命之士。他们将自己的未来越来越紧密地与乌托邦“愿景”联系在一起。而革命团体或组织(先锋队)的重要功能就是将这些人团结起来,使边缘状态的知识青年能共同应付生活与斗争中的不确定因素。

 

知识阶层与高等教育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从“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是重视知识分子的。早在1939年,党中央就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并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在这个决定中,毛泽东肯定地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1956年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因此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鉴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就要开始,他又及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上述讲话表明,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是肯定的。只可惜,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偏差,重新把把知识分子打人“另册”,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打击和不公正的对待,给国家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党对知识分子的方针和政策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1977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当年报考的人数约为570万,而录取人数仅为27万,录取率为4.7%。高考成为中国继科举制后,最为重要的精英选拨机制,大学生则成为类似古代“士”阶层的中国新时期“知识分子”。自此,一批批经过高考脱颖而出的优秀青年,经过高等教育若干年的训练后,毕业进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重要岗位工作,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理念从传统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实行大学扩招政策,高等教育规模逐年扩大。教育大众化,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过程,必然要求重新定位处于该结构中大学生的社会角色,而大学生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个群体,也从社会精英成为普通劳动者。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有关负责人当时称:“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这指出了当前社会对大学生的“普通劳动者”的角色要求。

而高等教育的扩招,也使得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知识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少部分被利益结构化,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社会精英。这部分人大都毕业于名牌高校,或者家庭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他们进入到国家机关或国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工作,仍然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而绝大部分知识青年被去利益结构化,成为底层知识群体,沦为“蚁族”。这部分人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往往从事餐饮服务、保险推销、广告营销、电子器材销售、教育培训等低收入行业。

十年间,大学生就业由不是问题,变成了问题。政府的发展战略,遂从“GDP优先“转为”就业优先“。有关部门号召大学生们,一不要高薪,二要多考虑基层,三要自主创业。从”天之骄子“到”蚁族“,中国的高等教育机制负责筛选社会精英的作用已然消失。而大量知识青年的沦陷,则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青年到社会上应当如何定位自身?大学毕业生在社会起跑线上应当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是目前仍然令许多青年人困惑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让所有知识青年都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来已然不现实,但大量没有“背景”的底层知识青年从事低端或纯体力劳动,又不符合人才培养的模式,国家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还没有奢侈到让大量大学毕业生都从事低技术水平劳动的地步。而同时,底层知识青年不能融入主流社会,进而被逐步边缘化所引发的危险,已初露端倪。一方面,底层知识青年没有得到比他们微薄的社会经济份额更多的报酬;另一方面,在城市中所受的高等教育又令他们产生了高期望值。这种强烈的反差既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是政治上的,政治与经济双重向上流动性的减低都促使他们感到个人没有出路、未来没有希望。而这种状况所预示的“潜在危机”,不仅使得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还使整个社会面临缺乏中流砥柱的危险。杨元元梦破,她上吊了;刘伟梦破,她跳河了。越来越多的人发表“读书无用论”,认为读书并不是一个出路,而“成为知识阶层”对于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来说已经无法带领他们摆脱贫困。在这样的浮躁心态下,有一部分人选择下海创业,有一部分人却在现实的打击下走上不归路。这不仅标志着当代知识青年的消逝,还表明这个社会最主要支柱力量在逐渐减弱。“蚁族”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当向上游的努力被现实推翻以后,谁也不清楚最坏结果是什么。

因此,知识是否能改变命运,关键要看这个社会是否为有知识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同时,也取决于拥有知识的人是否对现实有很好的适应能力。“蚁族”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目前社会条件下,底层知识青年的境况或者需求。这种需求的核心内容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士”阶层的一种自我期望和认可。或者说,“蚁族”作为目前中国社会的“士”阶层,能否有尊严的活着。具体来说,就是如何让没有机会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知识青年在时代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他们虽然在体制外,但仍能保持对体制的高度认可;让他们不会因为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对整个制度的合法性产生质疑;让他们存有中国梦,成为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解决“蚁族”问题,不能单就大学生就业问题谈就业问题,单就高等教育问题谈高等教育问题,而必须站在整个中国知识分子未来发展的高度上,通盘考虑,统筹规划,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下,重新定位大学毕业生,重新制定知识青年的方针政策。而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包容性增长”理念和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这种视角,理应成为解决此问题的立足点。

 

“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中华民族如今又处在一个危机与希望并存的格局中。30年前,我们还在为没有人才而感到焦虑,而如今,通过举国教育体制,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造就了一支异常庞大的知识青年队伍。2011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将再创新高,预计达到650万人,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但问题也接踵而来,人才有了,队伍有了,如何组织管理好这支队伍,为这支队伍创造出一个合适的发展空间,从而发挥出这支队伍巨大的能量,确是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如果寒窗苦读20年,却不能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不能实现人生理想,不能获得一个优裕的生活,那对后继者会是怎样不安的暗示?如果知识青年不得不为了利益,而剑走偏锋,甚至出卖良心,那也该是怎样一种信用的丧失?如果知识青年反对现行的体制和制度,致使社会陷入动荡与混乱,那又会是多么可怕的情形呢?

可见,“蚁族”等底层知识青年的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必将酿成全社会的危机。回首过去,中国古代“士”阶层通过科举制度一方面可以进入政府充当国家官僚,另一方面也可留在乡土,充当“教化之儒”。士阶层整个的思想、行为、心理、情感的趋向均以官僚阶层为“参考群体”。因此,他们与传统权力结构的互相依存关系远大于相互抵触的关系。但后来,晚清知识分子却因科举制度在转型时代罢废,而新的、有效的人才上升制度一直未能真正确立,正常的仕进阶梯中断,以致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缺少制度上的有机联系。尽管知识分子仍摆脱不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但事实上他们却与国家主流体制渐行渐远。一方面作为知识精英,他们借助新的制度媒介在文化层面处于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日益被边缘化。这种对比和反差,使得知识分子与政治体制和现实秩序相抵触的可能性要远大于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当时知识阶层对于近代中国政治、政府的态度则以批判为主,专业化程度更深的拿起“批判的武器”选择技术性的批判,而激进的边缘知识分子则更多选择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式,甚或主动投身革命选择“武器的批判”。


 1918819,已经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按照现在的标准,这是一所二类大学)毕业的毛泽东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借朋友们的钱来到北平。以下节选自菲力普·肖特撰写的《毛泽东传》第四章:

 

 

青年毛泽东的“蚁族”之路

 

 

 

北京就像一个大熔炉,毛说道,在那里,不可能变化的人也能被改变。火车缓慢地驶过北京城厚实的、灰砖砌就的城墙,旁边是紫禁城的雉堞,这是现已消失的中国古代权力与辉煌的标志。火车停靠在一座新的西式风格的车站上,这车站又是需要外国技术与观念的标志。此时,这个年轻的、南方来的外省学生进入了政治与知识骚动的世界。七个月后,他将带着怎样挽救中国的很不同的见解,在这里,脱颖而出。

  甚至在他离开长沙之前,毛还曾认真地考虑过,他是否要与其他人一块儿去法国。其中一个困难是钱。尽管他能拿出200元船票钱,但他没有另外的100元付将要进行的语言培训费。事实上,语言看来是个关键问题:毛一生都在为精通英语而斗争,尽管他最终学会了借助字典阅读,但用英语会话还远远不够。他显然觉得,置身于法语环境对他来说会更糟糕。他的外语听力很差,甚至北京方言课对他也是一种考验,到那段日子结束时,他仍然保留了一口混浊的湖南土音,同省人一听就能听出是湘潭口音。他不去法国也有另外的考虑。毛依然觉得他的未来是当一名教师。他努力说服自己相信一件事,即所有的新民学会领导不能同时离开中国,这点很重要。他考虑,如果蔡和森与萧子昇到法国去,他就留在后方,保证新民学会继续促进改革事业。掌握语言并不是这样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他的因素或许没有显得那么突出。

  他后来对埃德加·斯诺说时,又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他说,我另有打算。

  他们抵达北京后,毛与萧子昇在杨昌济教授家住了一段时间,杨教授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得到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李大钊只比毛大五岁,但他在知识界的重要地位与在国内的声望,都高出了他的同时代人。一个完美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他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短而硬的黑胡须,小小的金属边的眼镜,使他看起来像一位中国的巴枯宁,李新近进了陈独秀当主任的北大文学系,与陈共同编辑《新青年》杂志,这是毛特别喜爱的杂志。这所古老的大学图书馆离紫禁城不远,它东南方的塔形高楼里李大钊办公室的隔壁,就是毛工作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干每件事,都是毛所希望的。他自豪地告诉家人,他已经得到一个职位……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名职员。这是透出无限惊喜的声音,但现实却是深深的沮丧: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话。

  毛再次成为大池塘中的一尾小鱼。近二十年后,在他对往事的回忆中,仍然能感觉到一种挥之不去的怨愤。有一次,当他试图在胡适讲演后提一个问题时,这个比毛大两岁的伟人曾倡导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其时,他完成了他的一个研究课题《中国哲学史大纲》,他发现这个提问的人不是学生,而只是图书馆的助理员,便把他拂到一边。像不久前创立了北大最有影响的改革社团新潮社的傅斯年一样的更年轻的学生领袖们,也同样对他很冷淡。

  结合这些烦恼,还有首都的生活费很高。他每月八块大洋的工资———一半付了黄包车夫的工钱,剩下的只能维持最起码的生活。他与萧子昇及其他六个湖南学生一起,租了几间房子。这是一幢北京传统的灰砖灰瓦的平房,在一个小四合院里,位于景山附近的三眼井,距大学约2英里。他们租的房子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他们八个年轻人共有一件御寒的外套,这就意味着,在最冷的天气,气温到零下10度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轮流穿它出门。屋里有一个矮小膛大的火炉,但他们没有钱买煤块或煤泥烧热炕,晚上,他们挤作一团取暖。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毛回忆道,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

毛在北京度过的那个冬天,也在其他方面影响着他。1918年的中国首都,痛苦与振奋、光荣与世俗相交替,已成为国家变化的代名词。在逐渐褪色的紫禁城的红墙后面,废黜的年轻的宣统皇帝依然在那儿生活,1000多个太监为他服务。满族人、他们的家庭与亲戚,总计已达首都100万人口的1/3。驼队从北部长城外来临。身穿绣花织锦缎长袍的达官贵人坐在已经过时的、带有玻璃窗的轿子里,他们的随从骑着粗毛蓬松的蒙古矮种马,在轿前开道。

  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毛的记忆中,不是旧与新、古代的宏伟壮观与西式的现代的事物,也不是北京的肮脏贫穷与喧闹繁华之间的不谐调———像一位西方居民说的,一种不和谐的音调,一座地狱,那在欧洲是没有东西可比的”———而是一种永恒的美:

  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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